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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經過40年的發展，從一個邊陲農業縣發展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型城市。2019年深圳GDP達2.69萬億元，高新技術企業1.7萬家，專利授權達16.66萬件，占全國的6.4%，PCT國際專利申請1.75萬件，占全國的28.7%。深圳特區40年發展的歷史，就是企業家創新和制度創新演進的歷史。深圳誕生了一批世界級創新型企業，企業家創新精神是驅動“深圳奇跡”的主要動力。 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為什么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深圳企業和社會為什么充滿活力？深圳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創新的企業家集聚？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

01

文獻回顧

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是創新。國內外有關研究企業家的文獻把企業家精神等同于創新精神。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最早系統論述了企業家精神，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大的活力和動力是企業家的創新。熊彼特將企業家稱為“顛覆性破壞者”，把創新看作是生產函數的新組合，企業家創新就是通過一系列生產要素的新組合來推出新產品、改進新工藝、開拓新市場。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和核心就是創新精神，創新可以提高企業效率，形成經濟增長的動力。張維迎認為存在兩種企業家精神，即套利型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型企業家精神，創新型企業家當然有模仿性創新（改良創新）、顛覆性創新（破壞性創新），企業家創新精神體現在敢于打破現有的均衡，創造新的潛在均衡。

企業家創新精神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從歷史上看，企業家創新精神創造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推動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威廉?鮑莫爾認為，18世紀以來出現的幾乎所有的經濟增長都歸功于創新。路易斯?凱恩、內奧米?拉穆魯、瑪格麗特?格雷厄姆通過各時期的創新事實證明內戰前的美國充滿了創新型企業家，內戰后的半個世紀左右美國經濟急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創新是20世紀版的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創新精神對于新興國家同樣重要，菲利普·阿吉翁認為新興市場經濟體要從模仿型增長轉向創新型增長，創新型增長的動力來源于企業家。格澤戈爾茲·科勒德克證明企業家精神對轉軌國家的重要性，認為轉軌國家體制改革的最終成功都是依靠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擴展，良好的企業家精神使競爭力不斷提高并實現可持續發展。
企業家創新是企業家才能的組合。威廉?鮑莫爾認為企業家精神分為生產性企業家精神和非生產性企業家精神，生產性企業家精神包括了創新性生產型企業家精神。彼得?里森和彼得?波特克則認為，企業家精神有生產層面和保護層面的，沒有保護層面（產權保護）的企業家精神，就不可能有生產層面的企業家精神，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家創新精神特別重要。

企業家創新精神如何形成的？或者說影響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因素有哪些？理論上有各種解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1）制度創新。特別是產權制度、專利制度、公共政策等制度的變革創新促進了企業家創新。威廉?鮑莫爾認為制度大大增強了企業家創新的激勵，在不斷演進的政策和法治的保證下，企業家生產性創新精神得以成長起來。喬爾?莫克認為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制度發展有利于支持技術上的創新型企業家精神，優越的制度環境使英國成為其他歐洲國家技術進步的引領者。張維迎認為制度和企業家創新精神是一種雙向決定關系，即制度不僅決定企業家創新水平，企業家的活動對制度創新也發揮著作用。（2）區域文化。美國128公路60年代達到鼎盛，到了80年代日漸衰退。相反，硅谷卻能持續保持創新活力。安納利?薩克森寧認為這兩個地區發展的鴻溝越來越大的原因之一是地區文化的差異，硅谷“自己動手”的創造性文化，敢于冒險、追求夢想、改造世界的信念，是128公路所缺乏的。（3）產業生態。豐富的產業生態是企業家創新的推動器和加速器，包括產業政策、產業配套以及產業本身的發展。阿倫?拉奧和皮埃羅?斯加魯菲提出產業引發創新的觀點，即一種產業引發另一種產業，從而激發企業家持續創新。道格?漢頓考察了硅谷創新經濟演變歷程，認為硅谷連續創新的環境給企業家提供難得的機遇，其中集群式企業發展使硅谷共享人才、技術和金融資源，使得企業有著相當可觀的人均生產力。（4）知識外溢。創新精神要在一個知識和信息豐富的環境中才能得以弘揚，硅谷的整個教育、研究機構和產業公司體系構筑著這一環境，孕育著創新和創意的各種知識，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大學與產業界的交流和互動對于硅谷創新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認同。（5）政府規制。政府通過制定某種競爭政策以對阻礙創新的行為進行規制，為企業家創新創造空間。20世紀最后20年硅谷出現創新型企業家簇群，與加利福尼亞州的《商業和職業法案》中解除雇傭關系后不構成競爭侵權這一制度安排有很大關系。美國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980年的《拜杜法案》等，催生了很多小企業和企業公司的創新活動。（6）企業家創新精神與企業家個人的經歷、性格、知識積累也有關系。彼得?德魯克認為企業家創新來源于意外的經歷（意外的成功或者失敗，意外的事件）、認知和情緒上的變化、新知識的聚合。約翰?布朗和保羅?杜吉德在考察硅谷的知識流后，認為發生在硅谷那些非正式的社交活動和經歷促進了企業家創新的成功。

以上表明，影響企業家創新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包括法律規則、產權及對企業家創新有利的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也包括行為準則、信息模式、信任關系和社交模式等這些非正式制度。

02

深圳特區40年制度創新如何影響企業家創新

深圳特區成立40年來，創新是深圳經濟增長奇跡的動力，創新型企業是深圳市場經濟的主體，創新精神是深圳企業家精神的特質。深圳特區科技創新40年，是制度創新推動企業家創新的40年。

（一）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革是深圳企業家創新精神形成的源動力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從解放思想、觀念變革開始的。解放思想的本質就是人的解放，“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從封閉禁錮的思想中走出來，為人們擺脫貧困、追求財富提供了動力。這也是深圳企業家創新精神形成的源動力。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就成為一代企業家擺脫貧困、追逐夢想的“應許之地”。80年代初期和中期深圳就吸引了一大批這樣的企業家，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過貧困，任正非在少年時“吃不飽飯是常有的事”“直到高中畢業都沒穿過襯衣”，有人稱他為“苦難英雄”。王傳福一家10口人僅靠父親從事木工獲得的收入為生。徐少春在青少年時期“以咸菜蘿卜來填飽肚子”。他們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早年家境貧困，生活坎坷，對于窮困有著非常深刻的體會，導致了他們對于追求財富、改善生活有著強烈的愿望。陳志列認為沒有特區改革開放，他那一代人也不會有個人的財富。
深圳特區在成立之初，首先解放的思想就是對財富觀念的變化。80年代蛇口工業區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新觀念，在全國首創合同用工制度、超額提成的勞動報酬制度，招投標的市場競爭制度等，形成優勝劣汰、多勞多得的社會風氣。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激發了企業家創新的熱情和勇氣，給企業家創造了更多的機會。“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2003年深圳一次關于創業的調查中，選擇在深圳創業排在前兩位的原因就是實現能力和追求財富。《全球創業觀察：香港和深圳研究報告（2003）》數據顯示，69%的深圳人熱愛創業，深圳整體創業活動率達到了10.49%，高于全球創業的平均水平。創新，不僅關系到企業的生死攸關，也是企業家獲取高額利潤回報，快速提升財富和聲望的方式。
表1? 部分深圳企業家早年家庭和成長背景與企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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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網絡公開資料整理
（二）產權制度改革形成了對深圳企業家創新的激勵
在80-90年代，深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率先對產權制度進行改革，推行股權激勵制度，有產者有恒心，企業家長期投入獲得收益回報的制度確立，激勵了企業家創新。1987年深圳出臺《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率先提出科技人員可以知識產權、專利、實物等作為財產權利入股創立科技企業，開創我國民營經濟所有制改革的先河，為民營科技企業提供了“準生證”。1992年深圳被全國人大授予立法權后，在全國率先制定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等一系列法規，支持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7年深圳出臺《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規定》，為國有企業的股權激勵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
華為從1990年就開始實施股權激勵，1997年便參照《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規定》進一步完善了員工持股機制，把先前“內部股”轉交工會持有，同時選舉 115名組成持股員工代表會參與華為的經營決策、利潤分配決策等，使持股員工代表會與公司的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嵌套起來，這樣華為與員工由通常意義上的雇傭關系變成了合作關系，形成“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激勵相容機制。2019年，華為共有104572名持股員工，占公司總人數的53.4%。華為這種成熟而獨特的股權激勵制度，減少了管理成本，推動了業績持續高速增長，并且在5G、LTE商用、云服務、智能手機等領域創新形成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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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87-2019年華為營業收入（億元）
90年代深圳率先實行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和產權重組，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機會。中興通訊的所有制改革，為侯為貴這樣的企業家提供了創新的平臺。1985年航天部691廠、香港運興電子貿易公司等5家公司合資成立中興半導體公司，來自航天部691廠的科技人員侯為貴任總經理。1993年中興半導體公司產權重組，侯為貴與其他一批技術骨干出來創立了民營企業中興維先通訊公司，并與航天部691廠等兩家國營企業共同成立中興通訊，確立“國有控股，授權（民營）經營”管理制度，即授予中興維先通訊公司人、財、物經營權及靈活的決策權和利益回報。在這一制度的激勵下，侯為貴率領中興通訊5年左右就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60多種通信產品，并于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2019年中興通訊擁有全球專利申請量7.4萬件，授權專利數量超過3.4萬件，營業收入達907億元，利潤超過50億元，成為全球電信市場的主導通信設備供應商之一。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于激勵企業家創新也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知識產權為企業家創新構筑競爭壁壘，獲得高額市場回報，激勵企業家加大創新投入。深圳1984年就已出臺《技術引進暫行規定》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比我國《專利法》的實施提早一年。90年代中期出臺《無形資產評估辦法》《技術入股管理辦法》《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等，這些制度和舉措在全國領先，并與國際規則接軌，有效應對“高新技術”產業化中遇到的專利、技術、分紅、商業秘密等問題。我國加入WTO后，深圳圍繞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專利保護、申請、運營、轉化和市場監管等構建了全面的知識產權體系。
深圳實行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今天科技迭代加快、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環境中顯得愈加重要。深圳一批新興的創新型企業家，起初通過創新獲得基礎性的核心專利，通過核心技術再進一步延伸商業化所需的其它外圍專利，迅速占據市場的制高點，合法性地創造財富。汪滔2006年創立大疆創新時就在飛行系統和云平臺這兩個核心技術領域獲得相關專利，2013年全球無人機市場爆發增長之際，基本完成了無人機外圍技術專利的全球布局，2014年專利申請量爆發增長，達到2013年的7倍，這對大疆創新短時間內占領全球七成民用無人機市場起到了關鍵作用。2020年大疆創新的估值達到600億美元。劉自鴻2012年創辦柔宇科技，創辦當年就獲得28項相關專利，2014年成功開發全球第一個厚度僅0.01毫米、彎折半徑可以小到1毫米的全彩柔性顯示屏，此后圍繞柔性屏的商業化和產業化研發各項專利，到2017年時儲備了700多項專利，2018年實現量產，2019年估值達60億美元。周劍從2008年開始研發并攻克伺服舵機這一項機器人的關鍵支撐技術，2012年注冊專利并創立優必選公司，進行機器人量產，到2018年估值50億美元，僅用了6年時間。這些創新企業的專利創造、布局與運營，其背后就是深圳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環境，以及政府知識產權部門的公共服務。
（三）移民文化和人才流動為深圳企業家創新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本
移民的文化，多元的人口，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為深圳企業家創新提供了三次“人口紅利”，使深圳的創新實現了從依靠勞動力的模仿式創新向依靠知識積累的科技創新轉型。同時，深圳的移民文化也促進了知識的流動和碰撞，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環境。深圳是一個新興移民城市，城市文化具有流動性、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等特點，這種文化加速了人才的匯聚，知識的碰撞和創新文化的傳遞。外地移民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資源、技術，形成技術創新領域的類似物理現象的“鏈式反應”——與經濟學上的邊際收益遞減相反，創新產生的規模效益遞增效應，又推動深圳企業家創新。
第一次人口紅利是農民工紅利，大量農民工進入深圳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勞動力支撐。2008年寶安區外來勞務工總數為414萬，位于該區的富士康的勞動力卻占到了10%左右，約42萬人。富士康高中及以下學歷的作業人員占比約為80%，比亞迪的這一比例從1995年成立到現在也一直維持在70%左右。第二次是大中專畢業生和工程師紅利，技能型產業工人和專業工程師是創新的重要力量，正如硅谷的成功離不開企業家與工程師的協作。這一時期，深圳完善的勞動市場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戶籍制度、人才促進制度等）和高技術人才配套政策起到促進作用。相比發達國家，深圳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工程師不僅充沛，而且相對成本低，為企業家實施集成創新提供了基礎性力量。比如華為，90年代中期開始從內地各大院校以及深圳人才大市場大舉招聘畢業生，到2019年華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人員約9.6萬名，約占公司總人數的49%。第三次是留學生以及現在正擁抱的科學家紅利，深圳推出“孔雀計劃”等各項優惠和支持措施，從海外攬才到鼓勵和吸引留學生來深圳創業，為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人才支撐。深圳每年從海外招聘電子、網絡、生物、醫藥、財經等領域的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包括留學人員、海外大公司高級人才和大學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吸引諾貝爾科學家及其團隊來深圳建立實驗室，這些國際化人才有助于深圳企業家開展與國際接軌的前沿性創新活動。
（四）金融市場為深圳企業家創新創業提供了金融支持
企業家創新資金投入大，不確定性大，往往風險也很大，一旦失敗將一無所有。硅谷是風險投資的天堂，英特爾、臉書、思科、基因技術公司都曾獲得過風險投資。深圳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多元化的風險投資為企業家在創業早期提供金融支持，分散創新風險。深圳從90年代開始建立并形成了包括深交所主板、創業板、中小板、代辦股份轉讓系統等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集聚了高新投、創新投、深擔保、松禾資本以及前海基金等為代表的VC/PE機構。2019年深圳擁有VC/PE機構超過5萬家，注冊資本超3萬億元，機構數量和管理資本均占全國的1/3，是我國內地創投機構最活躍的地區之一。除了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政府資金的引導和支持也很重要，特別是對于那些資金需求不大的創新項目以及規模較小的初創型企業。深圳市政府也通過各種資金形式支持企業創新創業。深圳30多年來持續擴大科技三項經費規模，陸續設立了科技研發資金、軟件產業發展資金、留學人員創業資金、產業技術進步資金、民營及中小企業發展資金等諸多財政性專項資金；設立創投/風投引導基金；幫助企業家申請國家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等。同時，加大金融政策供給，以制度保障金融支持企業創新，形成了良好的金融生態體系。比如1998年出臺政策面向全球吸引風險投資機構；2000年制定國內第一部關于創業投資的規章《創業資本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暫行規定》；2003年在創業投資處于低潮的時候頒布《創業投資條例》；2012年制定《深圳市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工作三年行動計劃》及《關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的若干措施》等。
表2? 多元化金融支持深圳企業家創新

資料來源：根據有關資料整理。
多元的金融支持了深圳企業家的創新。1999年大族實業成立兩年多后，在市場開拓和技術研發的過程中遭遇資金瓶頸，及時地獲得高新投的風險投資（438萬元，占比51%），該筆投資與創始人高云峰總資產（422萬元，占比49%）共同成立新的公司——大族激光。同時雙方約定，如果企業在一年半內凈資產從86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高云峰有權以凈資產的價格回購控股權。一年半后，大族激光憑借新研發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激光打標機和雕刻機這兩款產品，凈資產達到3400萬元。高云峰以原創管理人的身份，通過深圳市產權交易中心回購了高新投46％的股權。大族激光與高新投的這種金融支持與互利模式，以及他們之間的契約精神，成為深圳金融支持企業家創新的佳話。騰訊QQ剛推出后用戶激增，卻無法形成利潤，還要持續投入，加上當時全球互聯網泡沫破裂，騰訊公司財務面臨危機，QQ的去留成為當時騰訊內部的爭議。這個時候正值深圳舉辦首屆高交會，馬化騰拿著改了66個版本、20多頁的商業計劃書，募集到了來自IDG和盈科數碼共22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QQ得以持續研發投入，這是騰訊獲得的第一筆風險投資，為騰訊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才有了今天市值達4590億美元的全球性科技公司。
隨著VC/PE行業發展，企業家創新特別是那些具有產業化運用前景的領先型發明創新，比較容易獲得大規模、多元化的風險投資，在這方面，深圳無疑是“沃土”。比如柔宇科技公司，從2012年創立后憑借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柔性顯示技術，在短短八年中獲得近10輪VC/PE。其中Ａ輪數千萬元的融資來自于深創投、松禾資本這兩家深圳本土創投機構，此后若干輪融資中，獲得保利資本、招商資本、平安銀行、前海母基金等深圳本土創投機構，以及IDG資本、中信資本、啟誠資本等知名創投機構共計數十億元的跟投資金，另外還獲得WARMSUNHolding Group等機構的股權融資、中信銀行等5家銀行的債權融資、尚乘集團的戰略投資等，柔宇科技公司也成為全球矚目的獨角獸企業。可見，深圳活躍的VC/PE不僅為創新企業提供融資，還起到明顯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加速企業家技術創新、產業化以及創新公司治理等。
（五）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為深圳企業家獲得創新的空間
企業家創新需要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舊金山東灣的伯克利市政府的政策對新創企業有很多限制，對它們的成長造成了不利的影響；相反硅谷早期很多企業家甚至“不知道政府在哪里”，可以自由地開展創新活動。深圳政府放松管制的各種行為，使得政府減少對企業的行政干預，把創新的空間讓位于企業家。深圳從90年代開始推行依法行政，法治化程度走在全國的前列；1997年在全國率先進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2013年推進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到現在實現了“三十證合一”，開辦企業“零成本”；2018年出臺《關于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等。這些制度營造了優良的營商環境，降低創業創新成本，提升創新效率。深圳是全國商事主體最多的城市，到深圳來創業是很多人的夢想，截至2020年5月底，深圳累計共有商事主體337萬戶。
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使深圳各種類型的企業家，包括生產型企業家和非生產型企業家出現集聚效應。這兩種類型的企業家創新在不同的時期出現角色轉型，比如萬科，從貿易、制造業轉向房地產；平安從金融集團轉型為金融科技集團；富士康從單純加工制造為主向工業互聯和高科技拓展。深圳很多企業是“種植型”，在深圳長大，總部在深圳，市場在全球，比如華為、邁瑞、比亞迪；也有一部分“移植型”的企業，發源在別的地方，發展和長大卻在深圳，比如華大基因、順豐；還有已經發展的企業，把功能性總部放到深圳，不僅有跨國公司總部，也有國內企業總部，比如微軟、阿里巴巴、小米、字節跳動等。
（六）產業生態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配套能力
開放的產業生態，豐富的產業鏈，以及研發機構的相互支撐，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產業配套能力。深圳特區選擇了引領性和融合性非常強的電子信息業作為基礎工業，在此基礎上發展形成計算機、通信、微電子、光機電一體化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相關的集群，形成了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和產業生態，具有強大而快捷的配套優勢。2004年的時候，深圳擁有計算機上下游相關企業約3000多家，生產除芯片外幾乎所有的計算機零組件，這樣的硬件配套能力除了高效服務計算機行業，還推動深圳形成消費電子、通訊設備、存儲、手機、軟件、智能裝備等重要生產基地。被稱為中國電子第一街的華強北以其電子硬件配套優勢聞名全球，繼而成為電子信息新產品的風向標。在華強北周圍不超過一公里的范圍內，就能找到幾乎所有的硬件材料，只需要不到一周的時間，就能完成從產品原型到小批量試制的整個過程，而成本可能只相當于硅谷的1%到5%。深圳這種電子信息產業集聚，產業鏈配套，一方面為企業家創新組合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促進了市場競爭，倒逼企業家創新，此外，豐富的產業生態使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最大程度地共享勞動力、技術、知識、信息和部分配套市場，激發浪潮式的技術創新。
我們以深圳醫療器械行業為例來觀察這種產業生態對于企業家創新的促進。90年代以后，深圳的生物工程（特別是醫療器械）與電子信息產業及互聯網產業結合日益緊密，產業鏈之間形成許多重合，細分市場存在巨大的潛力空間，一些企業家敏銳地發現了這種機會，從原來的行業或者公司獨立出來，創辦自己的企業，根據自己的擅長和經驗進行“二次創新”。1985年創立的安科高科技公司，被人們稱為深圳醫療器械行業的“仙童公司”。根據一項統計數據，2011年深圳460多家生產型醫療器械企業，其中將近200家與安科有各種淵源：要么是企業創始人出自安科，要么是核心技術人才出自安科，要么就是為安科提供部件配套服務等等。表3列出了部分從安科離開后創辦企業情況，這些企業所屬仍為醫療器械行業，但有些通過自主創新提升了競爭力，擴大了產品線，向國際水平邁進，成為該領域全球性公司，如邁瑞和理邦；有些在細分市場上繼續深化創新，如醫學影像設備研發生產的安健科技、醫療測試儀器研發生產的雷杜生命科學、乳腺Ｘ射線設備的圣諾醫療等；還有些在產業鏈上下游領域進一步創新，如杰瑞納醫療、科瑞康、微點生物等。
表3　部分從安科公司人員離職后在深圳創辦公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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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七）協同的創新體系為企業家提供機會和平臺
一個區域內不同層次、不同結構、不同維度的知識、人才、技術和資源等的協同，大型產業企業與初創企業的協同，產業界、大學和研發機構的協同，企業外部與內部的協同，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完善的協同創新體系，這一區域就容易成為企業家創新的“棲息地”，結果是至少產生兩種優勢，一是速度，包括創新的速度、進入市場的速度等，二是知識分享和進步，形成創新推動新的創新。
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協同。深圳陸續建立了虛擬大學園、深港產學研基地，與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高等學府合作創辦研究生院及其基礎研究實驗室，建立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鵬城實驗室、深圳灣實驗室，國家基因庫、國家超算中心、未來網絡實驗室，以及諾貝爾科學家實驗室等一批新型科研機構——這些高層次的創新平臺與產業和企業界形成雙向協同，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創新資源，推動了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比如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它構建了“科研、教育、產業、資本”四位一體的微創新體系，既開展集成技術、人工智能、腦科學、合成生物學、材料學等領域基礎研究與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又推進科研成果和技術的轉移轉化，布局建設企業育成中心。截至2019年，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累計與華為、中興、創維、騰訊等知名企業簽訂工業委托開發及成果轉化合同逾700個，合作開展產學研項目申報超過800個；支撐溢出創新機構9個，與比亞迪、深信服等46家企業聯合招收博士后、共建聯合實驗室；牽頭組建深圳機器人、北斗、海洋產業聯盟；在深圳、上海布局企業育成中心，育成企業總計968家，參股公司263家。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與企業家創新的這種協同和促進，不亞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學。
產業之間協同，特別是頭部企業和產業之間的協同。這種協同既有保護市場的需要，又可能獲得占據該產業領域價值的機會，使企業家創新以更快的速度進入市場，成果轉化率高，產業化快，減少失敗，同時也能正向激發企業家精神。富士康、華為等這些“鏈主型企業”創新的背后，有大量不同細分領域的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與之互動。王來春創立發展立訊精密工業公司就得益于其與富士康的協同。王來春是富士康進入大陸后招聘的第一批女工，10多年后已是線裝課長的她，從富士康出來創辦立訊精密，進行連接器的生產制造。但立訊精密并沒有完全脫離富士康，而是在其支持下形成緊密協同，通過富士康的零部件組裝將自己的產品應用于國際知名品牌。2004-2019年10多年間立訊精密對富士康的銷售額占其總銷售額維持在50%左右。立訊精密還在深圳、昆山、蘇州、煙臺以及臺灣地區建立工廠或者公司，配合服務當地富士康的生產布局。此外，立訊精密的生產管理制度、企業文化理念也都仿照富士康，創始人王來春直言不諱地稱自己受到富士康郭臺銘的影響。
企業家創新與市場的協同。消費電子企業與消費者最近，他們要時刻與市場和消費者保持同步，預測消費趨勢，以最快的速度研發新產品，占領市場先機。創維集團之所以能在競爭白熱化的家電行業保持領先地位，在于他能敏銳洞察消費者的需求變化，與市場緊密協同，快速產品迭代，倡導新的消費觀念。1998年創維集團在國內率先推出多媒體電視，此后2004-2019年間，陸續推出平板液晶電視、高清電視、健康電視、3D電視、云電視、OLED電視、智能電視等，引導和滿足市場新需求，經營業績從2004年不到100億元持續增長到2019年的372億元。財務管理軟件行業的知名企業金蝶軟件公司三次創新都與客戶的開放式協同有關。第一次是與國外高科技企業的協同。90年代初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在美國流行，剛成立不久的金蝶迅速把財務管理軟件嵌入Windows操作系統，推出金蝶財務軟件Windows標準版。第二次金蝶與客戶開展創新協同。90年代中期金蝶自主研發ERP系統，核心是幫助客戶科學管理和決策，引領我國財務軟件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飛躍。第三次自2011起，我國開啟企業云服務時代，金蝶進行更廣范圍和更有針對性的精準協同。利用為客戶服務建立的大數據庫，研發針對不同企業的數字化服務平臺，如智能制造云平臺、企業數字化平臺、電商云服務平臺等。如今金蝶已為超過680萬家企業服務，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協同創新網絡。
企業內部的協同。在企業轉型變革時期，企業家與員工的內部協同創新，更能形成一致的目標和內部利益共同體，激發員工的積極性，為企業家的創新造就內部動力。2002年順豐摒棄傳統的加盟商模式，不再依靠外部的第三方加盟商，而是首開快遞行業直營+計件工資制，在企業內部通過設計精細化的多勞多得計提工資制度，研發智慧物流、終端收派智能化等大數據技術，使收派員與順豐之間在共享企業品牌、制度、技術、平臺的基礎上，形成超越雇傭關系而接近于合伙制的協同，這種制度保證了一線員工的高收入，提升他們的積極性和服務質量。這一時期，順豐進入了航空速遞領域，件小、量大和速度都面臨新的市場需求，計件工資制催生了大量能動性強的年輕派送員，正好契合了順豐的新業務。可見，協同創新并非只發生在外部，對于服務創新型企業，內部協同也十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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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深圳特區40年的發展，是企業家創新精神賡續和演繹的歷史。我們通過回顧國內外關于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理論，分析了深圳40年制度創新與企業家創新的演進關系，發現制度創新對企業家創新起著關鍵的作用。歸納起來，主要結論如下。

首先，解放思想是企業家創新的動力源泉。在各種生產要素市場中，“思想”是重要的生產要素，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產力”。“思想市場”也是重要的要素市場，需要繼續培育和發展。那些充滿創新精神的民營企業家，他們在改革開放和思想觀念變革帶來的源動力驅動下，為了擺脫貧困、創造財富，敢冒風險，打破既有的均衡，利用各種資源和條件進行“顛覆地破壞”，甚至在失敗之后仍然不折不撓，持續推動創新。華為、比亞迪、騰訊等企業能在多年競爭激烈的市場叢林中走出一條成功之路，可以說，沒有任正非、王傳福、馬化騰他們那種企業家創新精神，就不會有世界一流企業的存在。在當前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全球經濟不確定時期，仍需要堅持解放思想，以開放擁抱世界，更要注重激發企業家創新精神。
其次，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技術是創新的基礎力量，而制度是創新的決定性因素，一個好的制度或者一套相對完善而適宜的制度體系，能激勵企業家持續創新；一個不好的制度或者與創新規律相悖的制度，可能摧毀企業家創新精神，甚至對整體區域的創新造成巨大打擊。相較于西方企業家的時間和精力主要花在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從事商業創新，中國企業家仍然要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深圳40年的經驗表明，制度創新就是政府要給企業家放權，要給企業家讓渡資源，給企業家更大的“空間”，這樣的制度創新在一定時期比技術創新更重要。一句話，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務，給企業家穩定的政策預期。
第三，企業家創新精神需要良好的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以及政府的改革。深圳激發企業家創新，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如特區成立初期，政府主要發展商品市場并進行要素市場改革，著力改善城市基礎設施，由市場引導創新。在深圳高新技術快速發展時期，政府進一步放松管制，簡政放權，降低交易成本，同時提升產業配套水平，有重點地扶持戰略性產業，營造積極的國際交流氛圍，鼓勵和幫助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在加快自主創新過程中，深圳在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中小企業發展、技術轉移、知識產權保護、人才工作等方面加強立法，完善法治環境，為企業家創新創造公平環境，提振他們的信心。總之，企業家創新精神對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改革的力度。
第四，企業家創新精神需要教育和科技的發展，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的互動，才能從模仿創新走向顛覆性創新。深圳特區早期有的企業從技術引進吸收起步而僅僅停留在模仿創新階段；有的只是代工收取加工費，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有的吝于培養和引進高端人才，長期依靠企業家一人的能力維持發展，他們最后都退出歷史舞臺，或者由生產性企業轉型為非生產性企業，靠資源租售、政府許可及財政扶持生存。同時，也有許多企業家注重積累人才優勢，以各種激勵引進工程師甚至科學家，許多創新型企業家本身就是工程師或科學家，他們最后都在前沿創新領域形成了競爭優勢。這也是深圳近十多年來大力發展研究型大學、實驗室、新型研究機構來培養工程師，引進科學家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