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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今年79歲，把一個罪名背了26年。

　　乍一看，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沒什么不同——他家陽臺架子上，放滿了君子蘭盆栽，魚缸里游著4條金魚，練字用的桌案就放在魚缸對面。

　　但在一墻之隔的書房，書桌上搭著的三排書架被一摞摞文件塞得滿滿當當。那是張軍用了二十多年收集而來的資料和證據，用以證明自己無罪。

　　被判有罪之前，張軍是山西省政協政法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國農工民主黨山西省直主任委員，也是山西省第二律師事務所的兼職律師。和法律打了10多年交道后，在他代理的一場土地糾紛中，張軍在那些熟悉的法條里跌了一跤。

　　最終把他送上審判席的案子中，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安坪鄉政府，起訴下轄的龐家峪村委會，占用了位于龐家峪河灘上的454.1畝耕地。張軍是被告村民的代理律師。案子敗訴，村民不服，到山西省人大、省政協等部門上訪申訴。被認為與此有關連的張軍以受賄罪、詐騙罪、教唆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26年間，他得到了包括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審判員田太鏡在內的律師和法官的聲援。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原判，指令再審，但經歷兩次重審后，79歲的張軍依然背負著教唆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的罪名。

　　如今，曾經在一審判決中被判劃歸公社所有的土地，重新劃歸龐家峪村村民集體所有，土地早已承包出去，種滿了桃樹。這么多年來，張軍一次都沒有踏足過這里。

　　他沒了工作，申訴，成了他生活的重點。為證明自己無罪，張軍收集的材料摞起來足足一人高。

　　一頁一頁翻過這些薄薄的紙張，他的手都在發抖。這里面有庭審記錄，有會議記錄，有蓋了章的票據，還有媒體報道的剪報。

　　最多的是，法庭上證人證言的復印件，名字上面都按著手印。他把這幾十頁證詞專門收成了一整本，小心翼翼地包起封皮。

　　“這些都在法庭上質證過的，是有效的證據。”他解釋。但是踩著這些厚厚的材料，他還是沒能爬出有罪的陰影。

　　他是新中國恢復律師制度之后，第一批拿到律師執照的人。早年他在醫院工作，有醫患糾紛了，他經常作為醫院代表，坐在法庭上當被告。那時案子總輸，張軍不明白為什么，覺得學了法律，就能“說些什么，做些什么。”

　　可現在他覺得，就算學了法律，很多事還是“想不通”。

　　龐家峪村產生糾紛的454.1畝耕地，在“文革”期間“學大寨”運動時，被公社征收修過“大寨田”。

　　村民敗訴后，時任山西省政協主席的李修仁曾在村民的申訴書上批示：“對這起土地糾紛案要進行民主監督……論證一下究竟這個判決對不對。”張軍去當時的國家土地管理局咨詢并為龐家峪村村民遞交申訴材料，正是接受李修仁的指示。

　　可是，1990年6月8日，他上午去開了個庭，下午就接到了逮捕令。張軍當場就把逮捕令揉成一團扔了。

　　后來，他在看守所里待了半年，等來了一審。作為被告站在法庭上時，張軍覺得“難以置信”。離開法庭的時候，他被塞進車里，當時還未成年的小兒子追出來，在車子后頭喊著“爸爸”。

　　車子開了，小兒子就這么追著，喊著，直到車子開遠。

　　很多年，這個場景一直時不時地出現在張軍的夢里。有好多次，他都是哭著從夢里驚醒，發現眼淚把枕頭打濕了。

　　就在張軍服刑期間，他的妻子郭章梅也被逮捕，以包庇罪被昔陽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1993年，郭章梅被提前釋放，4年之后又被宣告無罪，恢復公職。

　　同樣做過律師的郭章梅，宣告無罪后重新拿回了律師資格證，但張軍的律師資格早就被吊銷了，已經失效的證書，仍然擱在他書房的抽屜里。

　　在郭章梅的印象里，這位79歲的老人，26年里幾乎都沒有開懷大笑過，眉頭總是皺著。他看人時，目光也總顯得很凝重。一提起自己的案子，老人眼睛里就有按捺不住的怒火。

　　老張的脾氣越來越暴躁，郭章梅和孩子們都順著他。“我知道他有多難受，好好的一個人，突然就背著這么個罪名，他委屈呢。”她說。

　　郭章梅念著他從前脾氣好的時候，但她也覺得，老張的性格，也有始終沒變的地方：“他一直就嘴太快，太能得罪人了。”說著，她瞥了一眼坐在對面沙發上的老張。

　　“我改不了。”張軍立刻一揚脖子說。

　　1995年，張軍因病“保外就醫”。一離開監獄，他就遞了申訴材料上去，他從省人大、省政協，一路找到了全國人大。

　　“說我受賄15000元，那是村民委托我代管的辦案經費，有龐家峪村村委會給我寫的委托書，蓋了公章，后來他們都取回去，寫了收條。說我詐騙的3000元，那是別人報銷的，跟我本來就沒關系，這是飯店老板的證詞。說我教唆拒不執行判決，跟村民說的那些話，他們都能證明，我沒說過。”張軍說。材料里許多地方都用紅筆畫了線，張軍用手指比著這些地方，一個字一個字，念給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聽。

　　2001年3月，張軍的案子再審了，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撤銷了他的受賄罪和詐騙罪，維持教唆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達裁定書，裁定張軍的教唆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要求地方法院再審。

　　當時，張軍真的以為，自己離“無罪”已經不遠了。

　　“土地的案子都解決了，為什么我的案子還留著個尾巴?”他疑惑。

　　昔陽縣人民法院重審張軍案，對最后的教唆罪，給出的證據和原審時沒有不同。其一是張軍在《山西政協報》上發表過一篇《證據不力的判決》的文章，“制造輿論，煽動群眾”，其二是當初村民的證言。

　　龐家峪村農民梁萬喜，曾在一審法庭上指證過張軍教唆。但是在接受采訪時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那些話其實張軍沒跟我們說過”。

　　他把翻供的證詞寫了下來，交給了張軍。然而除了證人的口供，張軍沒有別的證據能證明，當初這批證人的教唆罪證詞，是在“逼供、誘供”情況下作出的。由于證據不足，昔陽法院沒有采信。

　　2014年，山西省晉中市中級人民法院再次駁回了張軍的申訴，維持原裁定。此后的3年，一切都仿佛是停滯了。張軍甚至打聽不到，自己這案子卷宗究竟在哪一級法院擱著，在誰手里。

　　“前前后后，已經審了11次了。現在就是在等我死呢，反正我已經老了，人死案銷。”張軍坐在沙發上，揮著雙手激動起來。

　　這幾年，張軍越來越關注翻案的新聞，包括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高平叔侄案。“現在貫徹‘疑罪從無’了。”張軍說。

　　根據疑罪從無原則，證據不足的時候，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作出無罪判決。“要是現在再判我的案子，也應該是判無罪的。”

　　對自己的案子，張軍仍然懷抱著希望，有時又擔心等不到了。他許多次回到當初工作過的政協大樓。當初他的辦公室在一樓，他被帶走之后，私人物品被清理了。辦公室的門上一度被貼上過封條。

　　偶爾他從窗戶外面經過，會給別人指，“這是我以前的辦公室”。當初他就是在這里接待了龐家峪村的村民，一幕幕畫面，都像是刻在腦子里。

　　可是如今，遇見以前的同事，他都不愿意跟對方打招呼。“人家知道我的事，未必愿意理我。”他說。

　　張軍住在一個沒有電梯的老居民樓，下樓出了小院兒就是街道，雙向兩車道的路上汽車很少。這里的住戶大多都上了年紀，鄰里之間多半彼此認識。早些年張軍剛出事兒的時候，也有鄰居在背后指指點點，說幾句“不太好聽的話”，覺得他是“坐過牢”的人。

　　小院里有一塊公共用地，其中有兩平方米大的一塊，張軍常年在上面種了蔬菜。后來，有一戶鄰居也想要這塊地。鄰居沒有選擇跟他“好好商量”，反而以張軍坐過牢的事情為由頭，人前人后地罵了起來。

　　“好像是想要把我臊到自己不好意思去種那塊地了。”張軍無奈。

　　天氣好的時候，張軍每天會下樓兩次，在小區附近的公園里散步。街坊鄰居三三兩兩聚在樹底下棋聊天。他遠遠看著，從不往人群里去湊熱鬧。

　　張軍的眼睛近些年不大好了，看東西越來越不清楚。他去醫院做檢查，得到的答復是，他的視力或許快保不住了。

　　“還能在堅持幾年?”他問，“能有三四年嗎?”

　　醫生點頭，他覺得安心了一些。他怕等到無罪判決書握在手里那天，自己卻看不到上面的“無罪”兩個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