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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繼續向一線城市聚集未必意味著一線城市房價將因此繼續上漲。以東京為例，1995年至2005年，東京的人口占比由9.4%上升至9.8%，同期東京住宅地價格累計下跌近34.8%。

　　經濟活動的集聚往往伴隨著人口的集聚。

　　以上海為例，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約2415萬人，較2000年累計增長超過44%，聚集了全國近2%的人口。出于對人口過度集聚的擔憂，國務院2014年曾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那么，我們應如何確定一個地區合意的人口集聚度、如何判斷未來的人口流向?本文將從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相匹配的視角出發，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

　　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地區的經濟集聚程度與人口集聚程度將逐漸趨于一致。研究者張車偉、蔡翼飛分別使用GDP占比和人口占比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集聚度和人口集聚度，并以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來衡量該地區經濟分布與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匹配度越接近1，經濟集聚程度與人口集聚程度就越一致。

　　表1中列舉了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匹配度演變過程。1910年，美國僅25%的地區的匹配度介于0.9和1.1之間，僅72.5%的地區匹配度介于0.6和1.4之間。在2007年，美國匹配度介于0.9和1.1之間的地區占比提高到40.4%，匹配度在0.6到1.4之間的地區占比提高到95.7%。地區經濟與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明顯提高。

　　1965年，日本僅17%的地區的匹配度介于0.9和1.1之間。到2007年，這一比例提高到40.4%。1965年日本匹配度介于0.6到1.4的地區占比為89.4%。到2007年，這一比例提高到95.7%。

　　此外，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經驗也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地區經濟集聚程度與人口集聚程度將趨于一致。

　　從中國的數據來看，在本文考察的31個地區中，匹配度處于0.9到1.1之間的地區占比僅為12.9%，而美國和日本則高達40.4%;我國匹配度在0.6到1.4之間的地區占比約71%，也遠低于美國和日本的95.7%。

　　與中國相似，新興經濟體如智利、墨西哥也存在著經濟與人口匹配程度較低的問題。然而，從匹配度處于0.8到1.2之間的地區占比來看，中國該比例為29%。但在智利和墨西哥，該比例都已達到了40%以上。

　　由此看來，我國各地區的經濟集聚程度與人口集聚程度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未來人口仍將主要流向東部地區

　　經濟集聚程度高于人口集聚程度意味著，該地區每單位人口能夠創造更高的經濟產出，進而獲得更高收入。因此，經濟集聚程度高于人口集聚程度的地區能夠吸引外來人口，提高當地的人口集聚程度，并最終使經濟集聚程度與人口集聚程度趨于一致。

　　據此，我們以地區經濟與人口的匹配度為基礎，對未來的人口流向進行大致的判斷。匹配度高于1，意味著該地區的經濟集聚程度高于人口集聚程度，將吸引人口流入;而匹配度低于1，意味著該地區的經濟集聚程度低于人口集聚程度，將引起人口流出。

　　除港澳臺外，我國共有三個省級行政區的匹配度大于2，分別為北京、上海和天津。這意味著，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經濟集聚度遠高于人口集聚度，今后人口很可能將大量流入這三個城市。

　　10個地區的匹配度介于1和2之間，分別為江蘇、浙江、內蒙古、福建、廣東、遼寧、山東、重慶、吉林和湖北。這說明上述地區對外來人口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近年來吉林、遼寧和湖北的人口占比持續下降。以吉林省為例，2009年前，吉林省人口占比高于GDP占比。然而，2008年至2015年間，吉林省GDP占比出現異常波動，但人口流出勢頭不減。因此，吉林省GDP統計中可能存在誤差，導致2009年后吉林GDP占比高于人口占比。遼寧與湖北的GDP統計中也可能存在類似誤差。

　　其余18個地區的匹配度小于1，經濟集聚程度小于人口集聚程度。其中，貴州、云南和甘肅三省的匹配度最低，均小于0.6。因此，貴州、云南和甘肅三省或將面臨較大的人口流出壓力。

　　一線城市人口規模將繼續膨脹

　　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最大城市人口占我國全部城市人口的比例僅為3.1%，遠低于美國的7.1%。因此，我國最大城市人口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然而，僅從大城市人口占比來推算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方面，從世界范圍內看，不同國家的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差異很大，并不存在有規律可循的數量邊界。例如，日本最大城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例超過32%，而德國的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僅為5.8%。另一方面，我國的人口基數較大。按照2015年的數據計算，如果我國最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達到美國的水平，則我國最大城市人口將達到5475萬人。如果這一比例達到日本的水平，則我國最大城市人口將超過2億。這顯然難以實現。

　　我們從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程度相匹配的視角出發，來分析一線城市人口規模問題。

　　我們計算了東京、紐約、首爾等國外大城市的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發現這些城市經濟與人口的匹配度分布在1.0到1.8之間。其中，東京的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最高，達到1.8。

　　而中國一線城市的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均大于2。也就是說，中國一線城市的經濟集聚程度遠高于人口集聚程度。與國外城市相比，我國一線城市經濟集聚度和人口集聚度之間存在明顯脫節。由于人口分布與經濟分布將逐漸趨于匹配，由此推斷，我國一線城市的人口集聚程度還將繼續提高。

　　具體來看，自2004年以來，上海的GDP占比總體呈下降趨勢，人口占比則呈上升趨勢。這使得上海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國際水平。

　　上海市“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以內。然而，從人口與經濟分布相匹配的規律來看，未來上海人口應該會繼續增加，常住人口目標可能難以完成。假設2020年上海的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下降到與東京相當的水平，我們可以估算不同GDP占比情境下的上海人口規模：如果在2016年至2020年間，上海的GDP占比保持2015年相對上年的年下降幅度，則2020年上海人口將達到2785萬人;如果GDP占比保持不變，則2020年上海人口將達到2854萬人;如果資本項目開放使上海的GDP占比恢復到2010年的水平，即4.0%，則2020年上海人口將達到3257萬人。

　　北京的GDP占比在2004年開始下降，而人口占比正逐漸提高。北京經濟占比與人口占比之間的差也逐漸縮小。由于2011年以來北京GDP占比始終在3.30%至3.35%之間波動，我們假設2020年北京GDP占比為3.33%，且GDP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下降到與東京一致，那么，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626萬人。

　　與北京和上海GDP占比逐漸下降不同，近年來深圳與廣州的GDP占比呈上升趨勢。同時，深圳與廣州的GDP占比與人口占比之間的比值分別為3.08和2.69，高于北京的2.12和上海的2.07。因此，與北京和上海相比，深圳與廣州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將更強。

　　一線城市房價未必上漲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將繼續向一線城市聚集未必意味著一線城市的房價將因此繼續上漲。

　　以東京為例，1995年至2005年，東京的人口占比由9.4%上升至9.8%，同期東京住宅地價格累計下跌近34.8%。

　　以美國紐約、舊金山為例，在次貸危機爆發后，其人口占比有升有降，但房價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

　　綜上所述，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地區的經濟集聚程度和人口集聚程度往往趨于一致。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國經濟與人口分布之間存在明顯脫節。我國人口將繼續向經濟發達地區聚集。在一線城市中，深圳與廣州對外來人口更具吸引力。